「一帶一路」高峰會對全球經貿影響及商機
2017年6月 | 下載本篇文章PDF檔、簡報PDF檔摘要
2017年5月14及15日中國在北京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高峰會。此為2013年提出倡議後,首次舉辦大規模且高規格會議,會議成果清單高達270多項,包括相關領域的合作文件和協議、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並提出增資絲路基金、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及專項貸款等新措施。會後另一股抗衡的勢力—日印、印俄合作也快速整合中。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最新預估,2030年以前亞洲光基礎建設商機每年約1.7兆美元,ADB無法完全滿足新興的需求,這也提供一帶一路發展的利基。因此,本文建議:(1)從中國既有平台、機制和政策資源對接沿線國家發展;(2)從台商利基的重點產業和領域對接商機;(3)結合新南向政策,順勢切入日印合作聯盟。
一、前言
2017年5月14及15日在北京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除了中、英、俄等29個元首及政府首長出席的圓桌峰會外,還有130多個家包括政府官員、國際和區域組織負責人、金融機構負責人、企業家、專家學者等,共計1,500多位中外人士共同參與一場高級別全體會議和6場平行主題會議模式,討論的重點圍繞基礎設施、產業投資、經貿合作、能源資源、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態環境和海上合作等八個方面,提出實施路徑,凝聚合作共識。
習近平主席公布中國為「一帶一路」注入強大動力,除了發展所有參與國的友好合作,早日啟動已達成協議實務合作項目外,在擴大資金支援方面,如新增絲路基金1,000億人民幣,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外基金業務約3,000億人民幣規模等;積極建設自由貿易網絡,並從2018年起舉行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與各國加強創新合作,啟動「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畫,開展科技人員交流、共建聯合實驗室、科技園區合作、技術移轉等4項行動;幫助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開發中國家和國際組織設更多民生項目;設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後續聯絡機制,打造人文合作新平台等。峰會中雖有印度因印巴主權糾紛而拒與會,會後亦有歐盟國家要求透明財政資料和環境標準而拒簽部分貿易聲明,但整體而言,對沿線國家對中國給予電力發展、水利設施、鐵路建造,以及資金等協助國內基礎建設開發,皆給予正面支持回應。
峰會迄今雖已過一個多月,其後續發展,如被邊緣化的日本,在5月底完成推動日本企業基礎設施系統出口戰略修正案,並編入2017年日本經濟財政運營的基本方針之中。安倍首相在6月出席「亞洲的未來」會議曾提及「一帶一路」倡議若能充分納入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實行透明公平的採購等國際社會共識,並能與環太平洋地區自由、公平的經濟圈相互融合,就向中國「一帶一路」提出合作的想法(參見附註1
);而質疑中國與巴基斯坦在印巴爭議地區建設的印度,除了與日本聯手推動「自由走廊」(Freedom Corridor)計劃,並在俄羅斯引介參與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簡稱上合組織)高峰會,與俄羅斯商議制衡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增強中亞的影響力,以加強雙方與中亞區域的經濟連結計畫(參見附註2
)。。
無論從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或者質疑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誘發政經勢力的轉變來看,說明了「一帶一路」對全球未來10-20年經貿發展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對台商而言,以目前的實力尚無能力參與基礎建設的部分,但其後續所帶動的城市、創新的商機反而會與日俱增。因此,為了協助國內產業掌握「一帶一路」峰會後的經貿商機,本文整理「一帶一路」峰會的重要議題及後續發展與影響,並對企業提出未來因應此趨勢的建議。
二、峰會重要議題
從2013年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尼之際,分別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同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把「一帶一路」升格為國家戰略。2014年11月習主席增資絲路基金400億美元,同年12月份由中央公布「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內部文件(「14號文件」)。2015年3月由發改革、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一帶一路」的綱領性文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在2016年11月的第71屆聯合國大會的第A/71/9號決議首次寫入「一帶一路」經濟合作倡議,表現國際社會對推動「一帶一路」的普遍支持。
「一帶一路」執行迄今已過3年多,因此,在今年擴大舉辦峰會別具意義,除了可檢視過去執行的成效外,並藉由參與國、組織間溝通與交流,凝聚未來合作的共識。
(一). 「一帶一路」執行成果
依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從2011年746.5億美元,增加至2015年1,456.7億美元,成長95.1%,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額從99.3億美元成長至189.3億美元,增加90.6%。根據聯合國2017年6月7日公布《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創歷史新高,達到1,830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3個國家進行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45.3億美元,較2015年下降2%,且占中國非金融類對外投資1,701億美元的8.5%,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尼,印度,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地區。
表1 2011-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
單位:億美元
不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方面,貿易額從2011年36,418.6億美元,增加至2016年36,856.2億美元,成長1.2%,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額從8,942.1億美元成長至9,536.2億美元,增加6.6%,占比則從24.6%增加到25.9%。從區域別觀察,對東南亞貿易成長25.4%,占比從40.6%增加至47.8%最多,對南亞貿易成長14.5%,占比從10.9%增加至11.7%次之。
表2 2011-2016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
單位:億美元
在產業合作方面,中國已在「一帶一路」沿線的20個國家建設56個合作區,占在建合作區總數72.7%,累計投資185.5億美元,入區企業1,082家,總產值達到506.9億美元,增加當地稅收10.7億美元及創造17.7萬個就業機會。在服務外包合同額方面,則由2011年447億美元升至2016年1,537.1億美元(參見附註3
),離岸執行額從2011年238億美元增至2016年735.2億美元,離岸服務外包占服務出口總額從2011年的13%提至2016年的25%,總離岸服務外包規模約占全球市場的33%,穩居世界第二,其中承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服務外包執行額由2011年的43億美元提升至2016年126.6億美元,占比由17%增加至17.2%。
此外,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方面,累計3年多來對「一帶一路」沿線61個國家簽署合同額超2,790億美元,其中2016年新簽承包工程項目合同8,158份,合同額約1,260.3億美元,占2016年新簽合同的51.6%,較2015年成長36%;完成營業額為759.7億美元,占2016年總額的47.7%,較2015年成長9.7%。
而根據最新統計,中國2017年1-4月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5國家非金融直接投資39.8億美元,占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15.1%,占比亦較2016年同期增加6.9個百分點,其中投資額超過1億美元包括新加坡、寮國、印尼、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柬埔寨、俄羅斯、阿聯酋、緬甸、伊朗、越南、斯里蘭卡等12國,且是寮國、柬埔寨、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最大外資來源國。對沿線的61個國家新簽承包工程項目合同1,862份,合同額318.5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5%,亦較2016年同期成長2.3%;完成營業額189.5億美元,占同期完成營業額的48.1%,亦較上年同期成長5.6%,無論從投資或合作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僅成為中國企業外投資的熱點,且其對中國在全球的經濟作用和地位也日趨重要。
(二). 「一帶一路」峰會重點成果
此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所達成重要共識,包括面對世界經濟的挑戰,將致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合作,支持加強經濟政策協調和發展戰略對接,實現協同聯動的發展。因此,圓桌峰會發表聯合公報,緊扣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以下稱「議程」)(參見附註4
)所描繪的發展願景,透過公布六大合作目標、五大合作原則下,經由國際、地區和國別合作框架和倡議間溝通協調,為推動雙邊、三方、區域和多邊互聯互通和可持續發展帶來合作契機,未來推動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大重點面向合作措施。在加強化政策溝通與交流之下,計有270項議題達成廣泛共識及成果,會後習近平主席宣布2019年將再舉辦第二屆高峰論壇。
在成果清單項目中,涉及宏觀政策和發展戰略的對接、貿易投資合作或基礎設施互連互通,以及產業和金融等領域務實合作行動。即表示峰會交流之後,未來在建設規劃的協調上,將可再進一步促進各國貿易、金融等經濟政策對接「一帶一路」建設。中國為重大項目提供相關資源,包括促使貿易投資自由化及便利化,支持創新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及大數據與智慧城市,以及與區域對接計畫等項目,並可培育新業態產業模式,形成優勢互補局面。
經由此次廣泛的交流,除了更確定重點領域和行動路徑,讓基礎設施更加完善,人文交流更加緊密,持續將互連互通作為重點合作的基石。在軟聯通作法,開展資訊及監管等互換,海關事務領域合作,規則和標準體系的兼容等。另外,包括綠色低碳的節能、融資管道的拓展及金融保障體系的穩定,以及教育交流、採購人員往來便利化等措施。以下表3,就此次峰會重要成果清單,簡要摘錄歸納之。
表3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高峰會部分重要決議
資料來源:「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網址: 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GB/index.html。
三、未來發展趨勢及影響
中國作為「一帶一路」的首倡國,經由峰會交流,不僅與沿線國家和國際組織進行全面的政策和發展戰略對接,確立未來「一帶一路」的重點領域和路徑圖,而在推動經濟走廊建設、重大項目合作、資金支援等面向提出新的措施,也為那些投入「一帶一路」建設的企業,提供更堅實的投融資支援力度,將會使得「一帶一路」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加乘效果。
(一). 對全球影響:對接「議程」的「加速器」
對全球經濟影響方面,亞洲開發銀行(ADB)第50屆理事會年會時,中尾武彥行長表示ADB將繼續滿足新興國家不斷變化的需求,但在2030年以前每年亞洲基礎設施需求規模約1.7兆美元,單憑ADB是無法滿足資金需求。因此,中尾行長也提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構想,「如果有好項目,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而聯合國計劃開發署今年5月公布「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也指出2016年中國企業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7,961家境外企業進行非金融的直接投資1,701.1億美元,已創造超過280萬個就業機會,其中非中國籍員工超過120萬人。該組織駐華羅世禮代表(Nicholas
Rosellini)更進一步表示「一帶一路」是「議程」的「加速器」,可以連接不同的國家,促進跨地區合作。「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加強和改善互聯互通,通過基礎設施投資來促進人員聯通,這種理念及倡議內容適用於全世界。
(二). 對中國影響:影響力從經貿領域擴展至全方位、多層面
「一帶一路」峰會後,在中國啟動多項新措施下,預期可能出現3個高潮(參見附註5 ),其一是中國貿易額會因對沿線國家的進口持續增加,導致貿易順差持續減少,甚至持平。但整體來看,民間企業的貿易額將會在未來十年間仍可持續發展,尤其是機電和高科技等相關產品的出口企業。
其二是中國對外投資將出現井噴式發展,在絲路基金、人民幣海外基金與中國境內相關銀行提供的專項貸款等資金融通的支援,加上中國已與54個屬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雙邊租稅協定或協議等,形成世界上第三大雙向互惠協定網絡,此將有助降低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未來將出現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微型企業同時並進「走出去」的局面,且企業投資領域也將從原有的能源、基礎設施、紡織、鋼鐵等轉向農業、服務業、旅遊業、IT產業等,未來,跨境電商數量可能以年平均50%的增速,帶動相關物流業的蓬勃發展。
其三是中國的影響將由從經貿領域到全方位、多層次的大發展時期,尤其2016年公布《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後,已與46個國家和地區簽訂學歷學位互認協議,其中有24個「一帶一路」國家。另在實施「絲綢之路」留學推進計劃方面,2016年選拔226名國別區域研究人才赴34個國家,同時還設立「絲綢之路」中國政府獎學金項目,每年向沿線國家額外提供不少於3,000個的獎學金新生名額。且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進行投資合作,已有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能將理念轉化為實踐,如對當地社區的公益投入、或積極進行員工本地化聘僱、中外員工的薪酬待遇及培訓皆平等對待,同時企業遵守當地的人力資源、職業安全保障及環境保護等相關的法律規定。
(三). 日印等抗衡國:日印、印俄等新結盟、新經貿發展的形成
峰會後,中國「一帶一路」的影響領域將跳脫單純的經貿關係,逐漸擴展至全方位及多層面。從一帶或一路的路徑規劃來看,位於東北亞的日本並不在合作夥伴內,日本勢必被邊緣化,加上中國的海上之路,恰好與日本進口中東原油、天然氣及向歐洲運輸貨櫃等路線重合,也讓日方憂心能源運輸路線的穩定。而印度洋上的印度與巴基斯坦則是「一帶一路」政策不可或缺的夥伴,印度近年來經濟快速成長,但也不會拒絕來自中國自發性的金援與建設投資,然而中國與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及在印巴爭議之地—喀什米爾區蓋油管、水利等設施,反而讓印度對中國產生戒心。
日本安倍首相雖然在6月5日「亞洲的未來」國際交流會議提及「一帶一路」倡議,若能充分納入基礎建設能夠透明、公平的採購及開放等國際共識,並與環太平洋地區經濟圈相互融合,則有向中國提出合作的想法。其實,從這幾年日本在亞洲基礎設施的爭奪戰屢遭中國搶標,日本政府已陸續檢討推動日本企業基礎設施系統出口戰略修正案,包括日元貸款手續時間要縮短至1年半、或增加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在非洲以歐元計價海外投融資方式,甚至針對目標國的城市建設計劃,要從設計階段的方案提供、法律制定、人才培養和籌資等進行全面支援,以“套餐”型服務模式出口基礎設施,增加獲取訂單機會,此次的相關修正規劃也編入2017年日本經濟財政運營的基本方針之中。像JICA今年6月8日針對柬埔寨唯一對外的國際港口施亞努港灣公司上市並出售25%股權的一半進行收購,就是想打破中國藉由「一帶一路」參與各國主要港口運營的姿態,並確保日本能源運輸路線的穩定。
印度不僅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在同月舉行的「非洲發展銀行大會」中與日本討論推動從亞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計劃日、印聯手在非洲、伊朗及東南亞投資多項基礎建設;6月份印度針對首度參與上合組織時傳出「給中國一個和印度慢慢磨合一帶一路的機會」說法,直接由外交部錫利瓦斯(G
VSrinivas)次長回應,表明所有簽署的文件皆與「一帶一路」議題無關,反倒是為制衡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增強中亞的影響力,與俄羅斯聯手加強與中亞區域的經濟連結計畫。
另外,日印企業聯盟合作方面,像日本三井物產與印度塔塔集團規劃共同承接印度洋的交通要衝—斯里蘭卡可倫坡港的擴建工程和運營的綜合訂單,除了今年4月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已擬訂該國450億日元貸款額度外,未來聯盟拿下訂單後,將由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BIC)和海外交通與都市開發事業支援機構進行投融資。
四、對台商影響與建議
「一帶一路」倡議屬於全球性戰略布局,峰會後所啟動的新措施,展現戰略性鏈接,包括能源,基礎設施等硬體建設項目,串接產能合作、智慧化、標準等韌體,還擴展至教育、文化及智庫等軟實力的交流。不過,整體規劃來看,沿線國家多數面臨”如何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即面對著要經濟、收入及產業三個層面皆要創新水準的壓力,因此初期仍會集中在港口、水電和鐵路等需要大量資金支持且回收期長的硬體基礎設施建設。
台灣企業囿於資金、人力等規模限制,在初期很難與中國企業競爭,惟基礎設施建設完成之後,沿線重點城市和經貿產業園區等建設及發展,隨著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出現,反而是我國企業未來可投入的重點。
另外,反向思考與中國有戰略競逐關係的日本及印度,企業是否可借助政府新南向政策的對接,更易於東南亞商機的拓展。因此,本文提出相關建議:
(一). 從中國既有平台、機制和政策資源對接沿線國家發展
以2017年中國各省(區、市)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發現,幾乎所有地方政府皆將「一帶一路」列為主要工作任務之一,不難出各地政府積極、主動對接大戰略的決心與動力。尤其再配合十三規劃的長江經濟帶等多層戰略建設架構,透過地方政府、當地企業與台商等進行產業合作,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接軌,在其經濟發展過程衍生而來的需求,包括衣襪、家電、高科技產品等消費品,均可由台商提供,創造更龐大新商機市場(參見附註6
) 。
以高度重視台商合作的南通市為例,政府以當地紡織、建築及遠洋漁業等產業優勢,推動企業集群式走出去,重點建設如承接外工程遍及蒙古、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推動印尼加里曼丹島農工貿經濟合作區的現代農業、紡織業和物流業,推動柬埔寨現代農業示範區等。目前南通市政府正規劃與台商在包括智慧製造、雲端技術等應用領域進行合作,未來可循序漸進地將台商合作應用領域導入,與該市「一帶一路」政策平台對接而形成新的商機。
(二). 從台商利基的重點產業和領域對接商機
中國國台辦張志軍主任在第10屆全國台企聯會表示中國各省市正籌設「一帶一路」建設有關的產業園區,台商將可入駐,共享商機,且未來惠台8項措施中,中國也會支持台商利用此次峰通過的中歐班列,將商品銷售至中亞乃至歐洲。因此,台灣企業應就其優勢利基,選擇重點產業和領域與「一帶一路」對接,除了定位台商最擅長的物流與貿易,配合產業園區及中歐班列,如電子業可往渝新歐鐵路起點的四川重慶、成都等城市搶先布局,或沿線的雲南、廣西等地區。
在貿易方面,除了考慮卡位邊境貿易,如台企聯即計畫針對邊境貿易設立產業園與展覽館(參見附註7 );從最新公布《產業藍皮書:中國產業競爭力報告—「『一帶一路』戰略與貿易發展新動能的培育》,從沿線國家如東南亞、東歐未來往工業化發展趨勢,如東南亞的泰、印、菲、馬等是具備接收中國勞動密集加工業的優勢,而中歐及東歐國家則設定在工業製成品領域加強合作。因此,這些地區無論從經濟繁榮或工業化的角度,製造業相關產業皆有許多商機,如家具、家電、紡織等民生用品,以及化學品、電機、工具設備等工業產品。
(三). 結合新南向政策,順勢切入日印合作聯盟
日本及印度與中國有戰略競逐關係,尤其中國在峰會後會加緊啟動新措施的融資獲得基礎設施需求,讓國際競爭變得更激烈。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日本已經展開和中國在亞洲戰略港口的爭奪戰,像JICA近來投資柬埔寨的國際港口公司股權,及日本三井物產也與印度塔塔集團合作承接可倫坡港擴建及營運。日本著眼於扭轉基礎設施出口的劣勢及確保油源運輸路線的穩定性,印度則擔心中國將港口用於軍事而影響其在印度洋的制海權,也對「中巴經濟走廊」發展表達不滿。
從日本出口戰略來看,將日本將電力、鐵路和信息通信等定位為擴大技術和服務出口的重點領域,並以東協(ASEAN)國家和地區為中心,利用日本擅長的信息通信技術(ICT),應用在生物特徵識別技術,或解決各國城市、交通建設等災防及交通壅塞問題。從國土及城市規劃制定和修改建議提出,到涉及培訓當地設備營運和維護管理的人才,以及建置完善的法律制度等。
同樣地,印度莫迪總理(Narendra Modi)上任以來,積極推動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技術印度(Skill India)與智慧城市(Smart
City)以及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其推動計畫內容與目前政府新南向政策不謀而合。雖然台灣在印度欠缺政府直接溝通管道,但隨著近年印度經濟的快速成長,中印雙方經貿競合增加,加上台灣與印度高科技產業發展相似度極高,因此,台灣企業可提供印度科技產業發展訓練經驗,及引進印度菁英人才的需求,甚至企業可以配合南向政策軟實力華文、技術等人才交流,增加進入印度市場的機會。此外,日本對印度基礎建設投資已久,對當地市場及環境相當熟稔,而台日產業也處於長期密切合作夥伴關係,或可經由與日本企業產業鏈尋找出新南向的合作商機,或與印度產業對接的契機,而形成三方共贏的合作關係。
附註: